强化企业责任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10] 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及以下。

（参见陈征：《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宪法界限——以私营企业家的基本权利为视角》，《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最终，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体系化思维是为了落实宪法学对于实践问题的规范力。

（2）得主张基本权利的年龄问题，例如青少年在什么年龄可以决定皈依宗教，在什么年龄可以加入社团。德国的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可以说穷尽列举了个人与国家之间涉及基本权利的所有关系，完全可以作为在中国宪法下思考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的指引。这种总结，首先可以使得对法律资料的概览以及实践工作变得容易。[8]毫无疑问，在宪法典被制定出来之后，在基本权利条款成为对个人与国家关系有着法律约束力的规范之后，基本权利的教义学体系的建构也就成为必要。此外，宪法第16、17条所规定的经济活动的自由（结合第15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也应可被看作是基本权利。

据此，宪法未列举的生命权、健康权、迁徙自由等权利应该可以被作为基本权利而得到宪法层面的保护，而位于基本权利第2章以外的财产权（宪法第13条）也应可经由人权条款而被纳入基本权利的范围。然而，作为法治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法律人并无此种体系思维的成熟经验，故而此种体系化又不得不从观察和模仿法治发达国家开始。退役士官服役超过12年的，则享受直接安排工作待遇。

因此社会补偿制度不同于赔偿制度，社会补偿制度具有维护社会公正、促进或保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补充利益受影响者损失的重大制度价值。第五，重大突发事件受影响人补偿问题。三、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加以解决的社会补偿问题第一，犯罪被害人补偿问题。第三，赔偿具有负面道德意义，而补偿与道德无关或具有积极道德意义。

第四，赔偿以填补受害人实际损失为限，补偿则具有鼓励性、褒扬性和填补性。法律过于零散和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对权利人作出及时补偿。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了保全或促进公共利益，必须同时考虑利益出让者应有的利益，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和对个人合法权益的尊重、保护和保障。第六，计划生育受影响公民的社会补偿问题。二、我国社会补偿制度的现状和问题我国部分地存在社会补偿行为，例如征收社会抚养费和发放独生子女费、移民补偿、征用补偿、退伍军人安置、军烈属抚恤、见义勇为奖励等。对于受种者因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接受政府或者其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接种而遭受意外损害者，应给予补偿。

第五，赔偿具有事后性，而补偿可以依照预案先行给予。这类风险诸如因见义勇为、因参与志愿活动而受伤、受损，因突发公共事件遭受损害、损失，因政策执行、调整、失误而造成个人损失重大利益，因遭受犯罪侵害而未获赔偿等。尽管我国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由罪犯承担对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赔偿责任，但是该制度持个人责任立场，没有体现犯罪的社会因素和社会责任，赔偿责任的落实仅取决于罪犯个人的经济能力。犯罪的产生除个人因素外，还有社会的诱因，犯罪受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病的受害者。

对于这类风险，国家目前或者有政策无法律，或者有法律但难以操作，或者既有的法律已落后于时代发展，这使得受损者、受影响者的权益得不到确定的保障，这是我国社会法制建设的潜在漏洞，应通过建立社会补偿法律制度予以弥补、完善。一、建立完善社会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在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利益关系相互交错的现代社会，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利益选择和权利保护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于接受医疗技术临床试验而遭受药害者，以及对于因不可归咎于医患双方的原因而遭受医疗损害者，不应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而应建立相应补偿制度，由国家和社会设立专项基金加以补偿。在提倡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法治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转移必然不应简单强制，而应在尊重利益相对人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利益交换。

对于具体的社会补偿问题，可将分散的、法律化后的单行社会补偿政策文件整合于前述社会补偿集中立法。随着经济和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以及全社会对该制度的深刻反思，从长远来看，存在未来放松对人口数量进行管控的必要性。免试、加分等待遇与退役及军人应当享受优待属于公共资源配置逻辑截然不同、性质各异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补偿形式可以是给付货币，也可以是劳动技能培训等专业性社会服务。计划生育制度是我国在经济短缺、资本不足、对外开放前国内资源相对匮乏和社会服务不足等条件下的制度产物。对于特殊的、与其他法律结合较紧密结合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社会补偿立法，可依前述第二点方案进行补充、完善立法。

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公共卫生服务，尽管预防接种存在小概率的健康危害可能性，但是一旦受到危害对受种者的健康乃至生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就目前失独家庭的补偿问题而言，已非常现实且迫在眉睫。

因此，社会补偿制度应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补充制度。而补偿则是公法行为，补偿主体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

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地区的补偿、《防洪法》对征用补偿等，仅在一个条文中规定了一款。鉴于该类社会问题已经显现，国家有必要即行建立计生人口补偿制度，以收缴的社会抚养费、国家财政专项投入和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为基础设立补偿基金，对失独家庭和其他因遭受相关不利影响的公民提供社会补偿。

对于两类受害人员，应由受益者即国家和社会通过建立、完善社会补偿制度来给予保护。立法尚存空白的，有必要至少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进行立法。第四，社会补偿制度执行效果不理想。政策性文件或位阶较低的规范性文件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和强制力。

第六，赔偿具有私法性质。就业安置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契合，制度目标和制度手段之间缺乏必要的、紧密的关联性，这不仅有悖效率价值，而且会对更广泛的个人和公共利益造成消极影响。

为此，国家有必要制定和完善社会补偿制度，由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以受益的公共利益的名义对个人权益受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予以补偿，由法律来规范社会补偿行为的执行，保障公民和组织获得社会补偿的权利免受损害。此外，超生人口与生俱来的非法性成为社会歧视的理由，他们乃至其父母的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国家对于退伍军人实行转业、复员和退休制度。董文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第二，退伍军人补偿问题。现行法律已作出授权立法的，需要督促相关部门及时立法由于计划生育制度的长期推行，我国大部分家庭成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因自然灾害、暴力侵害等而伤残或死亡给家庭造成难以逆转的重创，且这种损害面日益扩大，这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服兵役是公民的义务，但不能因为义务的存在而忽视其可能受到的损失。

随着经济和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以及全社会对该制度的深刻反思，从长远来看，存在未来放松对人口数量进行管控的必要性。补偿形式可以是给付货币，也可以是劳动技能培训等专业性社会服务。

见义勇为行为具有明显的道德建设价值和积极的社会示范效应，然而近年来，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得不到弥补、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情况多有发生，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屡次出现，人情冷漠、坐视不管等现象明显增多。现行立法已经就补偿问题做出原则性规定的，需要抓紧补充、修订，做到立法细化，或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办法，以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与此相似的问题是行政执法受影响第三人的损失补偿问题，例如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损坏他人财物的补偿。第三，赔偿具有负面道德意义，而补偿与道德无关或具有积极道德意义。